绵阳市图书馆(绵阳市科技情报研究所)绵图微博|加入收藏|设为首页
数字图书馆 电子期刊 资源检索
内刊推荐
当前位置:首 页 -> 绵碚携手 -> 内刊推荐
中华文明母地--嫘祖故里盐亭 嫘祖文化研究第九期
点击次数:13893   发布时间:2012/8/24 10:57:00   信息来源:
嫘祖故里盐亭惊现古西陵国时的
青铜凤鸟和镂空玉雕文物
本刊讯:2008年10月,盐亭金鸡镇十老村出土过金蚕、铜蚕文物的地方,村民杜天礼挖屋基时,又惊现青铜凤鸟和镂空玉雕文物。
青铜凤鸟,高约30厘米,体形高大,立在两片树叶之间的花蕾上,下有底座。凤鸟喙闭合,头上有三支冠羽高高耸立,尾上翘,三支尾羽呈孔雀开屏状。(见封面图)
镂空玉雕厚约4厘米,长约20厘米,宽约25厘米,造形十分罕见。从不同方位看,都系鸟兽混合体、工艺粗犷。图案似鸟翅,兽头角和龙图腾。该文物到底是什么,还望专家解读。(见封面图)
嫘祖故里盐亭新出土的青铜凤鸟,似三星堆青铜鸟一胞所生。回顾原嫘祖故里民间出土的青铜跪俑、金蚕、铜蚕、石壁、玉蚕蛾等众多文物。他清楚地告诉了人们,古西陵国、三星堆、金沙遗址之间有某种传承关系。目前出土的文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不同的是,盐亭嫘祖故里出土的文物大多与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有关。这为巴蜀是中国丝绸的始源地,找到了文物实证。而三星堆、金沙遗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表明了什么?至今有各种解读,但难以让人信服。
如我们把凤鸟和龙图案文物作为先人们将龙、凤当着黄帝、嫘祖的图腾象征(因传说黄帝是天上的龙,嫘祖是天上的凤凰)。那么这些龙、凤古文物就可能是神权时代,古人?摇祭黄帝、嫘祖为神的物化祭祀品。这样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文物就有了根有了源。这种解读是否成立,还望专家们各抒已见。不管怎么解读,四川地区这三处稀世文物的出土,充分说明巴蜀古文化从旧石器到青铜器时代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不曾间断,具有历史的悠久性和独特性,巴蜀文明源远流长。古代巴蜀在各个时期,其文化都是互相融合连续传承的。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新考古发现对古代研究的影响
李学勤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最新考古发现对古代研究的影响。我将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什么是考古学、考古发现和古代研究;
       二、最新的考古发现对古代研究在观点方面的影响;
       三、考古发现对古代研究方法方面的影响。我想通过最新的考古发现,提一些自己的看法。希望各位提出宝贵意见。
“考古”并非“挖宝”
       今天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考古就是挖宝,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个人认为,重大考古发现应是这样一种发现:这一发现会改变人们对历史上一个时期、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认识。
为什么谈“什么是考古学”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呢?目前在社会上人们存在一个误解,就是大家都认为考古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学科,我想在这里澄清一下。
历史学确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学科,所以人们认为考古学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说法最多只对了一半,或甚至可说是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考古学是指现代考古学。现代考古学是本身有一整套理论、学说、技术和方法的现代科学。从这一意义上说,它并没有很悠久的历史。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非常古远的时候,就有收藏、考察、研究古代文化遗物这样的传统。现在考古学者在商代墓葬里发现过新石器时代的玉器,说明在3000多年以前就已经有收藏古物、鉴赏古物的传统。古代埃及也是一样,埃及法老存在的时代,就有搜集、挖掘法老遗物的事实。尽管我们中国从很古远的时候开始就有这样鉴赏古物的传统,特别是北宋以来,大家知道,北宋时期,金石古物制度非常发达。考古学一词,可能就是因为北宋晚期一本著名的《考古图》而来,作者是吕大临。最近被挖掘的吕大临的家族的墓葬出土了古代青铜器,说明当时真的有这个传统。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以后,中国传统的金石古物之学是非常发达的,为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坚实基础。这确实很重要,但它并非现代的考古学。
现代考古学作为学科的历史还不到200年。从国际范围来看,现代考古学一般认为是从19世纪初年建立的,标志是,在那个时期,北欧的博物馆里开始按照新的观点整理研究古物,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时代法,就是人类可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所以说现代考古学无论如何是一个还不满200年历史的新的科学。现代考古学的观念传入中国是在1900年前后,当时一些先进学者根据日本的书籍报刊,从而把这些观念带入中国。比如梁启超,他就曾写过有关考古学的文章,把考古学观念和基本方法介绍到了中国。
现代考古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呢?我自己认为,它是在进化论的哲学观点之下,借鉴了地质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和技术,从而建立的新的学科。它并不古老,古老的古物研究不会有进化论的观点。现在的考古学由两个基本观点组成:层位学和类型学。田野发掘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以文化堆积确定时代的先后,同时文化遗物都可以根据类型排队,两者结合就成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层位学和类型学是根据进化论观点形成的。层位学首先是在地质学上实现。地质可分为种种地层,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来排列。生物学上,可以把生物分为多种类型,比如说多少科,多少属,多少种。这些都是在进化论的哲学观点指导之下,在自然科学领域出现的。生物学上植物分类贡献最大的是瑞典人林奈。北欧的学者把这些观点扩展到人类历史文化的范围,从而奠定了现代考古学的基础。
中国的现代考古学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个人认为,应从中国人主持田野发掘开始。考古很重要的就是田野工作。进入田野工作时,我们可以对地上、地下的各种文化遗物,所在的文化地层,亲自探检和考察,这是考古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进行的考古发掘,并非始自中国人。
在1900年前后,已经有一些外国考古学家、探险家在中国进行一些考察、探险甚至小规模的发掘工作。这些工作在内地和边疆都有,甚至香港也有。香港大学一个神父很早就在香港进行发掘,近年香港一个著名遗址南丫岛大湾,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他发掘过。这不是中国本身的考古工作,是由外国人做的。真正的中国考古学是由中国人本身主持的考古工作,这是在1926年。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李济先生,他是湖北人,他当时毕业之后回国,1925年应聘到当时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即国学研究院。当时,梁启超等四位先生为导师,李济是讲师。1926年,他到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一般认为这是现代中国考古学开始的重要标志。他发掘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发现了一个有人工切割痕迹的蚕茧,说明当时中国已经有蚕桑。因此,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仅有80年的历史。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他被任命为考古组组长,开始对殷墟进行发掘,到今天一共是78年。殷墟在今年可能被通过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
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已经有了这么长的历史,但是相对于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仍然是太短了。相对于中国这么悠久的历史和这么广阔的疆域,中国的现代考古工作还只是开始。古代埃及考古发掘的时间比我们长许多,已经将近200年,还不断有新的发现。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真正开始启动了我国的考古学研究。当时美国人顾立雅(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曾来中国看到殷墟发掘情况,回国后写出了《TheBirthofChina》,这本书非常风行,到今天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的必读书目。
抗战时期,四川、西北地区都曾做了考察发掘工作,这些工作大多是零星的,非常有限。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集中了一批考古学家,此后工作便飞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每年都有较多的考古发掘,有许多重要发现。
今天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考古就是挖宝,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个人认为,重大考古发现应是这样一种发现:这一发现会改变人们对历史上一个时期、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认识。例如大家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里挖出一具女尸,这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具完整古尸。长沙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大量漆器等文物,精美的程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件素纱禅衣只有几克重;并且发现了大量帛书,内容极其重要,使我们看到了汉文帝初年的图书宝藏。从而整个地改变了我们对湖南地区在西汉早期发展高度的认识。这样的发现就是重大发现。
考古发现与中国多线文明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的文明面积大,传流历程特别长。古埃及、古希腊罗马文明都中断了,只有中国文明一直传承不断。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文明还是存在,这是一个很大的谜,恐怕和“李约瑟难题”一样需要回答。
第二个问题,即考古的重要发现,特别是近年来最新的考古发现,怎么样在观点方面改变我们的古代研究。
我们对古代研究的总的看法,会通过考古学得到改变。比如殷墟的发掘在观点上改变了国内、甚至世界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大家熟悉,殷墟的发现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光绪25年(1899),北京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和鉴定了甲骨文。由他发现和鉴定甲骨是必然的,因为当时只有他能够做这个工作。晚清时有很多金石学家,可这批人在甲骨发现之时大多已逝世,当时那一辈里面唯一能够工作的就是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甲骨文的发现载入了考古学的历史。古埃及学的建立也是因为一个发现,就是罗塞塔石,这是法国拿破仑进攻埃及时在埃及北部挖掘出来的,这一发现使解读古埃及文字得以成功。罗塞塔石的发现在1799年,100年后,甲骨文被鉴定。甲骨文的发现和解读,直到殷墟的发现,使商代的历史存在成为不可怀疑的,这是极其了不起的事情。这就使关于中国古史的观点发生了改变。
改革开放后开始出现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中国文明的发展是多线的,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是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而儒家传统的观点是“内华夏而外夷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看法是单线的,这样的观点在中国长时期占统治地位,可是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现在考古发现,不管从人类在中国的活动来说还是从中国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来说,都是多线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这一点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过去很多人以为中国历史是单线发展,中心在中原地区,所以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考察,夏县传说和夏朝有关,后来首先发掘殷墟,所以追寻的首先是古代王朝,而且从都城下手,进行发掘,最终取得成功。殷墟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已经具有相当发达文明的社会,但殷墟只是商代后期,那么前期呢?从1950年到1952年,在河南郑州等地发现和确定了早于殷墟时期的商代遗存,这是当时的重大发现,后来确定郑州商城遗址和殷墟差不多大。后来又证明还有早于郑州商城的遗址,1958年以后,发掘偃师二里头遗址,在洛阳北面,从时代和地理位置来看,很可能是夏代都城。到后来,二里头旁边,又找到偃师商城遗址。还可以向前推,到70年代时,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城址,是龙山晚期的,但那时大家不敢论断,因为它太小,每边只有100米,不像传说中禹的都城。最近,在王城岗发现外面还有一个大城。近些年发掘了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是龙山时代在中原最大的城址。这个遗址的时代是公元前2600到2200年,它里面有宫殿基址,出土了铜器、玉器,而且发现了文字,很少,但是明确。从地理位置看,它和传说中尧都平阳非常接近。最近,还发现了可能是天文台的遗存。这是个扇面形的建筑,它有一个中心点,前面有一个有缝的墙,每个缝可以看到外面的地平线和山尖,在冬至、大寒等节气都可以正好看到太阳出山,因此有人认为这很可能是“观象授时”的遗址。
大家可能已经听出,我说的发现是按照王朝发展的轨迹向上推溯,接近5000年的文明史了。我们发现,许许多多的地区都有古代文明的遗迹。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历史的普遍和广阔;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考古工作的扩展。过去,我们只能选择中原的主要遗存工作。现在各地都有考古队伍,这带给我们的是对古代认识的根本不同。中国自古以来确实是多民族、多地区、多线发展的。
近年,有学者提出,中国也有两河流域,我们的两河即黄河和长江。可是这两河还不能覆盖整个广阔的中国文明地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是从商代后期入手的,当时的重要遗物,如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反映了商文化的影响范围。最北的商代青铜器是在内蒙古的克什克腾旗,往东可以到山东的海阳,往西可以到达陕甘,往南到达广西。在湖北湖南出土了大量商代青铜器。1973年,我参加了郭沫若先生领导的一个工作。住在复旦大学,我走到了人民广场,忽然看到一张招贴,是上海博物馆的,有一个青铜器的照片,是豕形的卣,我没见过这样的青铜器,然后到上海博物馆,才知道那件青铜器是从广西选来的。不久之后,在武鸣又出土了青铜器,继而在兴安也有出土发现。商文化所及之地还不止如此。
中国的文明面积大,传流历程特别长。古埃及、古希腊罗马文明都中断了,只有中国文明一直传承不断。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文明还是存在,这是一个很大的谜,恐怕和“李约瑟难题”一样需要回答。为什么中国文化传承久远,影响广大?事实上,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一个文化有共同点的“场”,夏商周时期王朝就是很大的,而且是统一的王朝。
考古发现的影响
在古代研究中,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不能仅仅理解为利用自然科学技术提供的仪器和手段,而是两方面作为学科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知识分得越细,交叉之处便越多,也越需要互相结合。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告诉我们,过去关于历史文化的看法有的不够正确,有些偏见应该纠正,许多不知道的事情需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认识古代历史,追溯文化传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方法和手段。
大家理解,在学术工作中,方法每每决定着结果,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常会决定工作结果的成败优劣。可是新的材料的发现也一定会对工作的方法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会刺激和促进对新方法的寻求和设计,从而进一步推动整个工作。在我们今天谈的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这里说的方法,有的是比较具体的,比如从考古的方法来说,近年得到重视和提倡的聚落考古就是一例。
前面已经谈过,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轫,殷墟发掘是一个重要标志。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随后陆续发掘和论定的商代前期遗址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夏代遗址偃师二里头等,都是都城。还有一些,虽然不是王朝的都城,也是有重要政治经济地位的城邑。这些都邑是特殊的中心聚落,当然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但就当时整个社会而言,它们究竟只是点,不是面,还不能从完整的结构上反映当时的制度与文化。这便需要改变视角,采用新的方法,聚落考古于是应运而生了。
就历史的时代发展而言,聚落考古从人们聚居的形式和内涵如何变迁着眼;就文化的空间分布而言,聚落考古又重点考察人们聚居的移徙和离合,而大型的都邑成为聚落发展演变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对于研究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的演进,有着特别的意义。
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近年已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课程。我曾谈到过,科学有几个起源问题,如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都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有就是文明的起源,而探讨人类文明的起源,不能离开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很难确定中国文明在什么时候就算跨进文明时代,但可以逐渐揭示我们的先人由原始走向文明的过程,一个重要的侧面便是聚落的变迁。
还有一些方法,意义要更广泛些,比如多学科结合,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交叉的方法,这些年为许多学者所强调。大家比较熟悉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科研项目,把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与天文历算、科技测年等结合起来,研究夏商西周时期的年代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个项目,可以说给今后开展与考古有关的大型交叉项目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
在古代研究中,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不能仅仅理解为利用自然科学技术提供的仪器和手段,而是两方面作为学科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举例来说,学者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期间,重新研究和推算了商代武丁时期的五次月食记录,这是属于人文方面的甲骨学(古文字学的一个分支)的研究,也是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学的研究,实际是两者彼此合作结合的例证。客观世界,包括客观的历史,本来是一个整体,人类的知识也应是一个整体,种种学科的划分是人为的。知识分得越细,交叉之处便越多,也越需要互相结合。
类似的,还应该提到比较研究的方法。这对于古代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前几年,我在小文《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中说:“要更加系统地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要以开阔眼界为目的,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法,这种比较法和一般的偶然的比较是大不相同的,如我们讲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时,就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明发展进行比较。……我们有必要了解外国的考古和历史、文化,如没有这样充分的准备和广阔的视野,就不可能对中国本身发展各方面作出明确的、适当的价值判断。”这也是我在这里希望贡献给大家的。
很多人说当前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我个人以为,如果说是黄金时代,也只是黄金时代的开始,因为中国古代是如此漫长,疆土是如此广阔,文化是如此繁盛,无数惊人的发现还有待于未来,在新世纪中,古代研究一定会有今天难以估量的进展。
李学勤,1933年3月生于北京。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4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5年至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兼多所大学教授。1984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6年起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1997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解放日报)
 
消失的古西陵国与三星堆、金沙遗址
穿越时空隧道,推开尘封的历史大门,古老而神秘的巴蜀文明画卷,就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巴蜀文化早在人类起源时代,就有巫山人和资阳人的出现。这就是史籍“巴蜀同囿,肇于人皇”所载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大量文物、遗址的发掘,使学术界取得了越来越明确的共识: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系统中两支各具悠久而独立的始源文化。巴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份。
消失的古西陵国与三星堆、金沙遗址文物的发掘和研究,复活了神秘的巴蜀古文明。一件件古文物记忆着,古代巴蜀人们鲜活的历史故事。
正如李学勤教授总结所说:“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等近千种文物,揭示出巴蜀夏商时代文化的发展变化。清楚地表明它与中原文化是不同区系的一种文化。坑内所出土与中原迥异的青铜器,文字符号说明夏商时代蜀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了铜人、铜牛头、玉镯、玉壁、金泊等文物上千种。青铜立人除大小与三星堆青铜人有不同外,其造型极其相似。专家们研究后发现,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在造型风格上与三星堆的器物基本一致。从金器的制作水平分析,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明显比三星堆时期器物制作技术成熟高超,金沙遗址的年代略晚于三星堆时代。种种迹象表明,三星堆文明因某种特殊原因,从广汉突然消亡后,又继续传承给金沙为中心地带的先人们,并在此延续发展。
这清楚地表明,古蜀的一个族群在三星堆地带突然消失后,并没有从这块土地上“蒸发”,而是迁徙到成都平原腹心地带,连续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发展着,成为相对独立中原的文明体系。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国家,考古学称为古国。其时代相当于五帝中的黄帝、颛顼时代,史籍中称“万邦”之国。他不同部落,具有稳定性和独立性,是神权国家。后来从古国发展到方国是王权的加强,神权的降低国土?摇?摇的开始。消失的西陵国,地处巴蜀交汇之处,是以盐亭嫘祖故里为中心的部落族群古国。其覆员北可达梓潼、剑阁、昭化、广元,西可到三台、中江、广汉,南可达射洪、蓬溪,东可达阆中,南部等地。因大都处山区丘陵地带,是先人们休养生息的理想之地。嫘祖在这片土地上种桑养蚕,对人类衣着文明作出了贡献,被推举作了该古国的酋长。中原有熊部落首领轩辕为壮大本部落,不远千里前来联盟媾婚。如今嫘祖故里盐亭出土的文物、民间传说、古籍记载都印证了这段古史的真实存在。
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鸟、青铜神树上的鸟、石壁、石质人跪着的姿态,都与盐亭嫘祖故里出土的青铜鸟、青铜跪俑、石壁相同。
       地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是一个地方的活化石。从古至今,盐亭的不少山名、地名都以龙、凤令名。人们都将龙、凤视为是黄帝与嫘祖的象征。可见三地出土的龙、鸟文物是巴蜀族群在神权占统治阶段,先民将黄帝、嫘祖尊为上天入地的龙,美丽吉祥的凤的化身,进行物化崇拜的祭祀用品,是神圣之物。
嫘祖故里盐亭出土的青铜跪俑,经鉴定比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古远。李学勤教授说:“成都金沙遗址所出土的文物多与三星堆接近,出土了不少石质像姿态都是跪着的反缚双手,正和盐亭铜跪俑相同。传说盐亭出土的青铜跪俑与黄帝、嫘祖有关。”李学勤教授的话揭开了巴蜀三处文物在文化上传承的秘密。
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大都是祭祀品,而西陵古国盐亭出土的文物除祭祀用品外,大都与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有联系。如金蚕、铜蚕、玉蚕蛾、古桑化石,石梭、石壁等。而石壁与铜蚕又与蜀王有关,可见巴蜀丝绸最早的发祥地在消失的古西陵盐亭是确定无疑的。它与古籍《路史·后记》:“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礼为先蚕”的记载是相符的。
三处文物相互关联的事实,将巴蜀古文明的发生和连续发展的序列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华夏部分族群在8000-6000年左右从云南迁徙到巴蜀,巴蜀平原之地水害较烈,直到禹生北川,继承父业疏通九河后,成都平原才成了族群理想的生息之地。
古代巴蜀山区和丘陵地带的原住族群与南方迁徙来的族群组成了西陵古国。这时迁到巴蜀的部分南方族群又迁徙到西北,生齿日繁、发展壮大,到神农氏时,轩辕部落、蚩尤部落逐渐强大、三大部落在中原大地展开了旷日持久的部落兼并战争。
巴蜀大地的古西陵国嫘祖因发明种桑养蚕,被部落推选为酋长,在她的带领下,古西陵国蚕桑丝绸得到了大力发展,一朵人类文明的智慧之花在巴蜀开放。
西陵古国丝绸的发明,是古代的一项高科技,它对蛮荒时代的中华大地产生了巨大影响。
黄帝为壮大自己部落,对巴蜀西陵国嫘祖发明丝绸倍加重视。在争战间息,不远山水相隔到西陵国与嫘祖联盟媾姻,将嫘祖种桑养蚕治丝技术推广到了中原。现中原地区很多地方留下嫘祖巡行天下传授种桑养蚕的遗存和纪念宇庙就是明证。
涿鹿大哉,黄帝杀蚩尤、灭炎帝,中原归一,形成了中原华夏族群为主体融合各族群的民族结构的王国。
嫘祖到中原与黄帝婚配后,又将其子昌意娶于蜀山氏,嫘祖到蜀山氏传授处于养桑蚕的门槛上的蜀山氏养家蚕,使蜀山氏蚕桑丝绸的发展有了质的变化。黄帝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巴蜀。
古西陵国一代又一代的繁衍逐渐由盛转衰。大禹疏通九河后,成都平原成了部落生息的美好地方,部份族群逐渐迁徙到了广汉三星堆平原之地。三星堆这带族群哀败后,又将这一族群的文化传承给了成都腹地的金沙遗址这带的族群。
蒙文通认为:“蜀国最初起源于岷山一带。后来才迁居成都平原,巴蜀文化并非始于文翁兴学,其历史古远。”历史发展到黄帝的孙辈颛顼时代,蜀山氏名称转为蚕丛氏。
       《华阳·蜀志》载:“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又载:“有蜀侯蚕丛,始称王。”都是巴蜀古史的发展序列。
       巴蜀被蚕丛氏建国所统一,直到秦人统一巴蜀后,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完全融合为了一体。成为了华夏文明的一部份。
       西陵古国、三星堆、金沙遗址青铜器制作原料来源,众说纷纭。只要我们弄清巴蜀文明发生发展的脉络,这一问题就不难解答了。
       《兵书》载:“蚩尤之时,炼金为兵,割草为甲,制五兵。”的记载,这表明中原部落已有了青铜原料。可见三地青铜器材料来源,该来至 蚩尤所炼之金。西陵国之女嫘祖是黄帝元妃,灭蚩尤后,后代为嫘祖故里交流些青铜原料是不难的。
       四川巴蜀上古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史,虽然神秘,但西陵古国、嫘祖生葬之地盐亭和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和史书中留下的记载,民间传说、地缘文化,为我们开启了探索其神秘、神奇的钥匙。古代巴蜀众多族群互相融合的文化和历史,既有悠久性又有独特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散失,但先祖们在探求文明,寻代未来的灵魂,始终涌动在后人的血脉中。就现在发现的部分文物也充分说明巴蜀是中华民族形成为多元体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寻其根,探其源,凝其魂。
 
寻觅古西陵和嫘祖
 
中国至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逐渐融合的国家。文化积淀深厚,文明渊远流长。社会的发展各地区各聚落文化的交融,铸成了中华多元一体的灿烂文明。
千百年来,由于儒家传统思想统治着中华大地,所形成的“内华夏而外夷狄”和“中原为中心”的狭隘文化史观,长期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史学研究思维的不少误区。全国许许多多地区和民族存在的历史遗址被损毁,记忆史前文明信息的文物被埋没,更不说保护研究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没中断的中国,史前文明被当成传说文化被尘封了起来。
近年来,考古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中国文明发展轨迹在时间上已突破到5000年,打破了儒家传统定论的2000多年的格局。这是中华文明史的一项重大研究成果。全国各地对当地的遗址和文物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丰富了中华文明史的内涵,是中华文明史探源工程中不可缺的部分,应得到高度重视。
黄帝时代代表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时代,已成了大家的共识。起源时代的代表人物黄帝、?摇炎帝、蚩尤等经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多年的研究,其历史地位和面貌已较清楚。这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起源时代,为中华文明作过划时代贡献的黄帝元妃、人文始祖、丝绸的发明人嫘祖的研究较少。可以说,这是史前文明研究的一大缺失。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辕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史记》构成的中国王朝古史体系经考古验证,其传说史也成了信史。《史记》明确地载明嫘祖是西陵之地的人,她是黄帝的妻子。她是人而不是神。西陵这个地方在哪里,成了嫘祖 故乡的关键所在。            问题是,西陵是上古地名,在无文学记载的史前文化,只能口耳相传。口耳相传不能作为信史,只能当传说,这就成了寻找西陵之地和嫘祖 的难题。
中国人的智商名列前茅,再难的问题也能得到化解。嫘祖既然是丝绸的发明人,如有这方面的遗址、文物、地缘文化、民俗和古西陵地名,那就可证明这个地方是古西陵之地,是嫘祖的故乡了。
问题就这样简单,但问题出来了。
有的地方,不管是古今时代,只要有西陵名,就说自己地方是嫘祖故乡。有的地方将嫘祖巡行天下传授种桑养蚕工作的地方留下人们纪念她的祠堂、庙宇等遗址为证,认为自己地方是嫘祖的故乡。更有甚者,既无西陵名,又无遗存,找几件不知猴年马月的文物,引几句古籍用做文字游戏的方法,七推八撰就推论出自己地方是西陵,是嫘祖故乡。造成了全国很多地方不是按考古学上“考明真象,核实证据”的方法来研究嫘祖,而是虚构妄说。造成全国很多地方都说自己地方是嫘祖故里的纷争。
1994年7月,中华嫘祖文化学术研究会在宜昌举行,各地来的专家将自己的研究嫘祖的材料进行了交流。因盐亭古为西陵之地,是嫘祖故乡的证据充分而详实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派专人来盐亭收集资料,拍摄照片,载入了《炎黄汇典》,命名盐亭是嫘祖故里。
西陵之地和嫘祖故里的长期争论本应该就此结束。近些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文化界、史学界戏说历史,恶搞名人之风横行,是非评判异位,嫘祖故里之争再次掀起。
       2008年7月,中华炎典文化研究会再次行文命名盐亭是“嫘祖文化圣地”。盐亭嫘祖故里被载入《中国历史》教科书。四川省人民政府将“蚕丝祖神传说”确实为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申报国家级非遗。盐亭嫘祖故里再次被政府、学界定论。
盐亭到底有哪些史证证明是西陵之地,是嫘祖故里呢?
       盐亭关于嫘祖文化的遗迹、文物、地缘文化、传说至古以来就大量存在。古籍中也有不少记载。西陵山、西陵寺、西陵垭、西陵河、西陵宫、西陵绸等古地和丝绸名彼彼皆是,家喻户晓。世世代代人们都习惯称该地是嫘祖故乡,名叫西陵国。嫘祖栽桑养蚕的传说故事和民谣:“三月三日半阴阳,农妇养蚕勤采桑。蚕桑创自西陵国,穿绸勿忘养蚕娘”遍传。
       西陵的得名,翻开古籍也早有定论。夏商以前《尚书·禹贡》有载。东陵在岳阳,而盐亭位于川北山乡以南,四川盆地北部边缘的低丘地区,北临龙门山,长江支流梓江(古称梓潼水)穿县而过,东隔米仓山,大巴山,巫山与岳阳相望,恰恰位于弓形座标的西端,因叫西陵。
《华阳国志·蜀志》载明:“蜀之为邦……,故上圣大禹生其乡,媾婚则黄帝婚其族……。”这就明确认定了嫘祖是蜀人是黄帝在蜀娶的妻子。
唐朝武则天为鹅溪绢题词曰:“丝绸龟手富,见锦鹅溪绢;功比马头娘,映月水夏天潭。”武则天所说的“鹅溪绢”所织的名为“西陵绸”。宋《舆地纪胜》载:“潼川府蚕丝山,在永泰县(省即归盐亭)而西(南二十里),《九域志》云:每上春时,远近士女游此以祈蚕丝。”该古籍也载明嫘祖故乡在盐亭的蚕丝山即今金鸡的事实。
       南宋楼王寿所绘《耕织图》中的祀谢五言诗云:“春前作蚕市,盛事传西蜀,此邦享先蚕,再拜丝满面,马革裹玉肌,能神不为辱,虽云事渺茫,解与民为福。”和清康熙为这幅《耕织图》的题诗为:“劳劳拜簇祭神桑,喜得丝成愿以偿,自是西陵功德盛,万年衣被泽无疆。”这些不同时代的画家和皇帝在诗中颂扬了嫘祖,明确指明了先蚕嫘祖在西蜀的西陵。
除古典籍记载了古西陵是嫘祖故乡盐亭外,该地方的古文物更是证明盐亭是嫘祖故里的实证。
唐代史称韬略家的赵蕤在金鸡撰写的《嫘祖圣地》碑文,除全面总结了嫘祖功绩外,还详细地记载了嫘祖的生平和籍贯。“女中圣贤王凤,黄帝元妃,生于本黾嫘祖山,殁于衡阳道,尊嘱葬于青龙之首。”
盐亭富驿镇唐代修建佛教祭祀嫘祖的五层的佛塔名叫“白衣塔”,绘有嫘祖手持桑叶图,框外刻有“职掌蚕丝缩并茂,权衡梁稻歉和丰”的对联。龙泉乡石马沟的藏丝洞的石壁绘图刻文:“先祖功德黄帝诏,王氏蚕姑丝绢藏”的对联,此洞是咸丰年间发现的。内有石框,专家们认为很有文物价值,更不用说解放前玉龙山的碑文,水丝山的祭嫘祖文,盐亭各地大量供奉嫘祖的观、宫、寺庙、塑像和许多有关嫘祖的传说及其祭祀嫘祖的民俗活动蚕日、先蚕节、嫘祖故里母亲节、酬蚕节等。
盐亭有关嫘祖时代的文物和嫘祖种桑养蚕治丝的文物也极其丰富。如古桑化石、刻划符号、商周祭天石壁、青铜跪俑、青铜凤鸟、铜蚕、金蚕、玉蚕蛾、玉雕龙凤、陶茧、陶缫丝盆、缫丝架、陶织梭等大量文物至今尤存。
更神奇的是该地的地名有二十四个乡镇名龙,如五龙、九龙、灵龙、双龙……有嫘祖令名的山、坪、宫、殿、庙、寺、坡、楼、塔、峰、垭、不计其数,有丝绸命名的地名更是不胜枚举,这些都是古文化的活化石是嫘祖的无字丰碑。
特别是青铜跪俑、铜蚕、石壁、青铜凤鸟等文物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属于同一系列。这充分说明古西陵国和三星堆、金沙遗址有某种传承性,它对巴蜀文明起源有着重大关系。黄帝到西蜀西陵国嫘祖故乡盐亭来娶嫘祖和后来将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充分说明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在古代就有的交融。巴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文至此,寻觅古西陵国和嫘祖,我们以现存清代乾隆进士岳冠华任陕西渭南知县回乡时为嫘祖题诗作结。
“嫘祖 吾乡里,青龙诞帝妃,始蚕蚕作茧,织绢绢成衣,逸史传翁妪,功勋纪赵蕤,子孙成祖烈,织绢有鹅溪。”
 
嫘祖诗词选
盐亭谒嫘祖陵
丘程光
云毓朝尊异境开,
青龙引水拥灵台,
亲蚕织就丝绸路,
管教干戈莫再来。
 
游嫘祖宫
中华母仪上古远,
西陵嫘祖黄帝缘,
仁爱威严弼之政,
宽厚笃信争为先。
种桑养蚕传后世,
抽丝织绢孕华颜,
仰望千秋祭先祖,
民族美德乐尧天。
 
丘程光:新加坡兰亭会会长,国际刻字联盟顾问,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嫘祖陵”书法作者。
 
赞人文女祖
陈述泉(成都)
西天王母驾祥云,
挥手盐亭遣女神,
诤谏干戈为玉帛,
剪裁丝绢创文明。
巍巍泽德光前史,
浩浩宏恩育后昆,
伟业 功勋昭日月,
千秋万代祭英魂。
 
三十年中国考古学研究硕果累累
 
三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在理论方面,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认知考古学、社会考古学、实验考古学、景观考古学等国外多种考古学理论和流派被陆续介绍进来,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研究技术方面,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如环境考古、AMS即加速器质谱考古测年、DNA分析、物理探测、遥感、古动物和古植物、结构与化学成分分析、体质人类学等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考古研究,给考古学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有力地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在研究机构和组织方面,各省、市、自治区的考古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目前已经超过40个。这些单位目前承担着各地绝大部分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作为中国考古学界唯一的全国性组织,中国考古学会自1979年建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有近2000名会员。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本省区的考古学会。在考古发现方面,基建考古和遣址考古成果最为突出。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不断增加,成为考古发掘的主流,每年的发掘项目数以百计,发掘经费数以亿计。值得一提的是,全国80余个考古机构参加了三峡工程中的考古工作,考古发掘和保护项目近1100项,勘探面积3100万平方米,发掘180万平方米。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的考古工作有50余个考古机构参加,勘探面积1600万平方米,发掘总面积将达到170万平方米。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随着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正式颁布,文物保护工作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日益深人人心。在中外合作与交流方面,与国外考古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极大地开阔了中国考古学家的视野,拓宽了研究思路。中国考古学界在坚持发挥自身传统优势的同时,结合中国考古的实际,吸收和借鉴国外考古学同行的有益经验,从而丰富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手段,促进了研究的进展。而从学术研究的开展及取得的成果来看,许多此前的考古学文化"空白"地区通过考古工作得以填补,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已基本建立;考古学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取得了显著进展;都城考古成绩斐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阶段性变化的脉络已经逐步清晰;对史前至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对古代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发展变化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关于古代人精神世界(宇宙观、世界观、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等)的研究也逐渐为考古学者所重视。30年来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已达200余部,学术著作数百部,发表的论文数以万计,中国正在由考古资源大国向研究大国迈进。
中国考古学的主要研究课题取得重要进展
首先是在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以下课题中取得了重要成果。
1.关于中国大地上最早的人类研究。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在各地不断被发现,相当多的时空空白被填补,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研究人类起源与进化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根据目前掌握的位于华北西北部的泥河湾盆地和安徽繁昌人字洞相继发现的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遗存资料可知,约在距今200万年左右,古人类已经出现在我国境内。
2.北京猿人是否是现代人的祖先?研究表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序列的确立及其文化面貌的研究,揭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独特的发展道路,为研究史前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提供了资料。中国远古人类体质特征的连续进化和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与行为特点的连续性,共同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为世界人类多地区起源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其次是在农业起源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1.广西桂林甑皮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河北徐水南庄头等地新石器时代初期(公元前10000年前后)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出现年代、背景、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表明陶器和石器磨制技术在中国境内出现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0000年,从而证明中国是世界上陶器和磨制石器制作技术出现较早的地区之一。
2.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的约公元前一万年前的经过人工干预的稻粒,在其他几处同时期遗址发现的水稻植硅石,证明我国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栽培稻的起源地或是起源地之一。       3.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和兴隆沟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前的粟和黍,表明我国北方地区栽培粟和黍的起始不晚于距今8000年前。栽培黍的发现为世界上一直悬而未决的黍的起源地探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再次是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1.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7500一公元前500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如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用鹤的肢骨制作的骨笛和刻有符号的龟甲等),反映出该时期的史前文化在物质、精神和社会层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文明起源准备了条件。
2.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时代,公元前5000一公元前300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反映出该时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在黄河中游等地区,出现了面积在数十万乃至近百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性聚落。在长江和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址,反映战争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末,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和安徽南部的凌家滩遗址,出现了随葬种类丰富、制作精致的玉器的显贵墓葬,表明社会出现了贵与贱、贫与富的分化,加速了向文明社会迈进的步伐。
3.新石器时代末期(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一公元前2000年),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阶层分化加剧,战争不断激化,军权成为王权形成的重要途径。同时,宗教也成为王权的来源之一。公元前2500年以后,在一些地区(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分布区)出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以及规模和随葬品都十分悬殊的墓葬,表明这些区域的文明进程较快,可能率先出现了早期国家。
4.近几年进行的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和"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生了较大范围的气候波动,对各地的文化发展和社会演进产生丫不同程度的影响。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由盛转衰,是自然环境变化和自身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原因交织作用的结果。位于黄河中游的华夏集团在这时的崛起,也是与其所处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务实的政治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等共同作用分不开的。
历史时期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夏商周考古方面取得的进展有:
1.三代都城考古成绩突出。一是夏代都城的发掘和研究获得重要突破。2002-2003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发现了修建于夏代初年前后、面积在三十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城址。该城址的规模、年代和地理位置被认为与"禹都阳城"的记载较为吻合。近年,在夏代后期都邑--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了面积达十万平方米的宫城。城内有数组具有中轴线对称格局和前后数进院落的宫殿建筑。在宫城以南,又发现了一座以围墙环绕的区域,该区域内发现了青铜和绿松石的制作作坊,表明高等级物品的制作已经被王室所控制。二是商代早期都城的新发现。1983年,在距离二里头遗址六公里处,发现了建于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城内中部有宫城,宫城内中部和南部发现多座呈四合院式的宫殿基址,北部发现大型池苑遗迹。该城址可能是商灭夏后在夏代晚期都邑附近修建的商代都邑。三是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发掘不断取得新成果,对殷墟的布局和社会组织结构有了新的认识。2000年,在洹河北岸发现了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城邑——洹北商城。最近,在城内中部发现了宫城。宫城范围内发现多座具有中轴线理念、呈左右对称布局的四合院式的单体宫殿建筑基址。四是在西周的都邑——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发掘了周人的族墓地,其中包括井叔墓在内的高级贵族墓。五是在周人的老家——周原考古有了新成果。发掘了一组很可能是西周宗庙的基址和数批周人或与周人关系密切的先周和西周墓葬。
2.商周时期方国和封国的考古发掘硕果累累。湖北黄陂盘龙城、山西垣曲商城、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等数座商周城址和数十处商周墓地的发掘,获得了一大批文物。对各方国和封国的文化面貌、商周王朝的控制区域以及各地方国和封国与商周王朝关系的认识有了不少突破。
3.夏商周王朝的文化面貌、各自的起源发展过程及相互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夏商周三族的文化既各有起源,又前后相接,吸收扬弃。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原三个王朝在政治制度和礼制方面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
4.夏商周时期的动植物遗址以及矿冶、制陶、制骨、琢玉等作坊和相关遗存的发现,使我们对三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有了较为具体的认识。
       5.对夏商周三代宗教信仰的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可以看出祖先崇拜是三代宗教的主要特征。
6.一批族邑和族墓地的发掘,使我们对夏商周三代的家族组织、社会结构和宗法制度的研究取得了进展,也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和发展道路积累了资料。
7.对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政治疆域、统治方式、与周边方国的关系的研究取得进展。
8.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等地发现的颇具特色的商时期文化遗存,揭示了在商王朝的王畿地区之外,还存在着具有自身特点的高度发达的地区性青铜文明。她们都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9.殷墟花园商代刻辞甲骨、各地周代金文以及数批东周时期简牍的出土,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0.东胡、秽貊、山戎、北狄、羌人、西戎、巴、蜀、百越、淮夷、东夷等部族的文化遗存被相继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先秦时期各地区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为探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
       秦代以后的考古学研究也成绩颇丰。
1.在都城考古方面:一是对汉长安城的布局有了全国的了解,发现了北宫,表明汉代已经存在南北宫制度;通过对未央宫、桂宫、长乐宫以及武库的发掘,了解了西汉时期皇家宫殿的结构和布局。二是对汉魏洛阳城布局及其变迁有了系统的认识。该城址始建于西周,东周时期扩建,汉代实行南北两宫制度,西晋时期为城北部的单一宫制,周围建大外郭城;汉晋时期城南建太学、明堂。通过对永宁寺的发掘了解了汉晋时期佛寺的结构和佛教信仰的状况。三是对作为曹魏、东魏和北齐都城的曹魏邺城的发掘展现了该城的总体布局和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地位。四是通过对隋唐长安城尤其是大明宫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了解了该城的布局,对含元殿、三清殿、翰林院、朝堂以及皇家园林——太液池和离宫九成宫的发掘,使得学术界对隋唐时期长安城的布局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五是通过对隋唐洛阳城宫和皇城以及应天门和乾元门的调查和发掘,了解了隋唐洛阳城的基本状况;对武则天明堂的发掘,使唐代明堂的结构得以为人所知;上阳宫皇家园林的发掘,为了解唐代皇家园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在帝王陵墓及其他墓葬的考古方面:一是秦始皇陵陪葬坑的新发现,丰富了对秦代陵墓陪葬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二是汉宣帝杜陵陵园的发掘,在汉代乃至中国陵寝制度史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三是汉景帝阳陵阮园及陪葬坑的发掘,将汉代帝王陵墓性质与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四是各地汉代诸侯王和南北朝至唐代高等级墓葬的调查和发掘,极大地丰富了对汉代诸侯王墓葬制度以及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历史与文化的了解。五是各地汉代至唐代壁画墓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提供了形象直观的宝贵资料。六是各地中下层社会成员墓地的大量发现,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底层的状况提供了丰富资料。
3.在冶铜和冶铁、陶瓷、纺织、髹漆、琢玉等方面,出土资料也非常丰富,使得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了了较为全面和具体的了解和认识。
4.秦汉至宋元时期各类文字资料的出土,为了解当时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5.匈奴、鲜卑、高句丽、渤海、契丹、女真、粟特、西夏、吐蕃、回鹘、南诏、夜郎等古代民族文化遗存的发现和研究,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和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逐渐清晰。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摇原载2009年2月3日《光明日报》)
 
 
蚕丝祖神传说(之四)
 
嫘祖迎帝碧山村
嫘祖故里盐亭富驿镇的碧山村,至今留下了很多轩辕黄帝与嫘祖初次见面的美丽传说。当地的很多地名向人们记忆着他俩的这段经历故事。
       相传,歧伯代表西陵部落到中原向轩辕酋长献上嫘祖发明的丝绸。他惊喜万分说:“天降圣贤,人间奇珍啊!”忙下座把歧伯作为上宾,曲膝长谈,决定亲到西蜀与西陵部落结为联盟。
不久,歧伯和轩辕酋长带着人马前来西蜀。他们翻秦岭,穿密林,早行夜宿,经长途跋涉来到了今富驿镇碧山村。但见该地山丘延绵,三溪水碧波荡漾,山上山下绿树成荫。沟壑田野人们穿丝着绸,男耕女织一派繁忙。惊叹道:“碧水苍山万木春,人间仙景在西陵。”一路走一路看,真是美不胜收。
       嫘祖听说轩辕酋长已来到西陵,忙前来迎接。他们相遇于今“王岗岭”。轩辕酋长见一队身着白丝衣的姑娘如天仙般从天而降,带头的女子飘洒的乌发,粉红的脸蛋,均称的身段,真是动人心魂。轩辕酋长一见该女子来到自己面前,顿时头脑中一片空白,语无伦次地说:“碧水苍山……啊!”歧伯见状,忙上前向轩辕酋长介绍嫘祖。轩辕才恢复常态,点了点头。嫘祖落落大方地走向前说:“迎接轩辕酋长,不怕路途遥远来我西陵偏远之地,接待来迟,还望酋长海函。”
轩辕酋长满面春风回答道:“久闻其名,今得相见,三生有幸,你首创种桑养蚕织绸,福泽万民,来此打扰,还望多多指教!”他们初次相见就一见如故,边走边谈,在王岗岭暂住下来。
歧伯将轩辕酋长的人马分屯在七星石、青龙山,为轩辕嫘祖的住所“王岗岭”站岗护卫。他们在此巡看几天后,又到了西陵首府云毓山进行了部落联盟有关事谊进行了商谈。
       后来,嫘祖远嫁中原与中原轩辕成婚后,轩辕黄帝成了天子。当地人就将轩辕酋长向嫘祖说的第一句话“碧水苍山”的地方叫为“碧苍山”。后建了寺庙纪念他们,称该寺叫“苍山寺”。嫘祖见轩辕酋长的山岗叫“王岗岭”。送轩辕丝衣之地叫“黄袍岭”,查看过的山沟叫“大帝湾”,走过的垭叫“黄娘垭”。至今该地还保留着这些地名,该村也被叫着“碧山村”。
 
嫘祖扯面
盐亭县自古就有“包鱼儿包面过节,杀猪扯面过年”的习俗。扯面起源于嫘祖时代,相传,黄帝与嫘祖在今盐亭黄甸的黄阁府成婚后,隅感风寒,口中无味,百食皆厌。嫘祖焦急万分,下厨为黄帝烹调吃的。为使黄帝吃时有味,她将盐加入面中搓揉。加盐的面揉成团后,变得柔韧精滑,拉力倍增。嫘祖将面团搓成条,面条筋劲强,越搓越细。面条又细又长,她找来黄荆条,将细面条挂在上面,风一吹,逐渐变干,成了空心面,取下放入陶锅一煮,既不混汤,又光滑柔软,面香扑鼻。黄帝一闻面香,口味大开。问嫘祖这是什么食品?嫘祖见黄帝吃得很香,喜笑颜开地回答道:“手扯的面。”黄帝说:“这扯面真可口开胃,是人间美食啊!”
       黄帝吃了嫘祖做的扯面后,身体逐渐康复。扯面方法很快得到了推广。大家都叫它为“嫘祖扯面”。把它作为病者、老、幼养身的美食。成了人们走亲访友必备的礼品。
       从此以后,嫘祖故里盐亭祖祖辈辈过年要准备“嫘祖扯面”这一主要食品。每到春节前一月,四处都可见乡村扯面场景,为春节增添了节日气氛,是嫘祖故里的一道靓丽的春节风景线。
       “嫘祖扯面”因嫘祖手工搓制而得名。人们见该面是挂在荆条上晒干的又叫它“挂面”。
       “嫘祖扯面”或“嫘祖挂面”是经过盐发酵,手工搓揉而成。面条中空,口感柔滑。他与当今机器压制的机面,在制作工艺、口感、质地上迥然不同。人们称它是盐亭面食中的一绝。
       “嫘祖扯面”制作程序复杂:每年冬至后,精选小麦淘洗凉干,用石磨磨粉,去其头箩尾箩面粉。依据扯面时气温加盐,用井水揉制面团。面团经发酵,盘条三次,上柱入箱发酵。到晚上三更,起箱、开交、滚粉后再放入箱内保温发酵。第二天,面上汗,太阳出时将柱上的面端出插在户外面架上,用力慢慢赶细。晒干后,收面分把即成。
       “嫘祖扯面”这一传统工艺过去盐亭很多人家会做,近年来因费时耗力,逐渐被机器压面所取代。工艺已频于失传,只有发详地黄甸、麻秧、利和、三元等地还有部分老人还会制作这一食品,在盐亭县城时有销售。如今,“嫘祖扯面”这传统食品,也成了外地人到盐亭首购的地方特色食品。
 
王母谶语止孩哭
相传嫘祖降生在歧娘家后啼哭不停,这可急坏了夫妻俩。好不容易中年得女,如有差迟,哪还不要了他们的命。白天黑夜抱着摇着作用不大,又请来巫师作法也不灵,愁得他们坐卧不安。
嫘祖原是天上彩凤所灵化,因是上天的神仙,平时是心想事成。可到了人间,个子小小的,伸手跌脚都无力气,走不能走,爬也不能爬。想到人间干一番事,谁知一到人间就成了这样,急得伤心地哭了起来。
       她一哭歧娘家可就受罪了。天上王母听到彩凤的哭喊声,拔开云头一听,方知是彩凤心太急,想一到人间就大展拳足治理人间。笑着说:“天有天规,人间有人间的规矩,不长大经过千难万险的磨炼怎能成才。”
       于是,她叫来一仙女叫他到人间向彩凤传话。仙女到人间变成一老妪来到歧娘家,摩摩彩凤的头,彩凤顿时不哭了。老妪口中唸唸有词道:“小儿夜哭,请君慢活,小儿不哭,众人万福。”彩凤一听王母的谶语,晃然大悟,我到了人间要慢慢长大,经过磨炼与众人一道才能为人间造福,顿时眉开眼笑。歧娘见孩子不哭还笑了,高兴万分,向老妪连连道谢。
       后来部落内有的人家小孩夜哭,请歧娘诊治,歧娘将老妪的话告诉他们。从此一遇孩子夜哭,就将这话写在树叶上,四处散发。效果如何,谁都没有深究。从此世世代代传下了这一治孩子夜哭的土办法。纸的发明,大家就将这话写在纸上,四处张贴,至今农村还时有人家用此方法治小儿夜哭的风俗。但谶语也变为了:“小儿夜哭,请君唸读,小儿不哭,谢君万福”了。
 
富驿高灵观古老的颛顼宫室
富驿镇古为成(成都)、巴(巴郡)驿道,鄂、豫诸省入川通衢,今为唐巴公路要道。富驿因是古代驿站而得名。《南部县志》载:“富驿原名富仙驿,又名富村驿”。其街道处在五马奔槽的狭谷地,东西长约两公里。该处海拔690多米,是涪江、嘉陵江的分水岭。距盐亭县城24公里。
该地历史悠久,古文化积淀深厚,文物古迹众多,人文景观独特,民间传说神奇。
       特别是高灵现的历史文化令人瞩目。相传他是黄帝与嫘祖的孙子颛顼分封之地的一处宫室,这为我们研究颛顼文化找到了历史遗存,他丰富了嫘祖文化的内涵,弥补对黄帝嫘祖子孙研究的缺失。
碧山村唐代佛塔白衣塔内雕刻有嫘祖像和对联,这一佛教敬祭道教蚕神的文物世间少有,它印证了唐代佛、道、儒已经融合的历史。
桥沟头的蚕神塔和这带地方的丝织坪、蚕子山文物和地名都大量传递出了这方土地上嫘祖栽桑养蚕织丝的大量文化信息。
三国时期,蜀将张飞屯兵雄关的张飞庙,向后人揭示该地三国文化积淀深厚。
明朝大将军王弼衣冠冢和墓碑,四川省军委负责人革命志士侯伯英等人文存在,都彰显了该地是人杰地灵之地。
净安寺、花林寺、金峰寺至今烟火鼎盛,无不说明宗教文化的薪火相传。
石笋村的石笋、古柏、仙人洞等很多美丽传说,无不表达出了当地人们追求美好未来的心理要求。
富驿镇只是广衮中华大地上的一个小地方,尘封着大量历史的鲜活故事,当我们推开他的历史大门时,不得不使人震憾!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探史溯源高灵观
富驿境内,位于复明、林山交界处有一山寨名“高灵观”,又称“高梁观”。山寨面积达三十六亩,四时花香鸟语,终年郁郁葱葱。
相传,此山为嫘祖与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颛顼,高阳氏分侯古梁州时,居住过的宫室寨城。“阳”与“梁”同音,古代该地属于梁州。人们将“高阳氏”称为了“高梁氏”,故此山以“高灵观”和“高梁观”为名。
史籍《御览》卷七九载: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摇姬姓也,母曰景仆,蜀山氏女,为昌意正妃,谓之女枢。金无氏之未,女枢生颛于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父昌意,虽黄帝之嫡,以劣降?摇若水为诸侯。
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而登帝位。平九戴之乱,以火事纪官,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于是神民不杂,万物有序。
       始都穷桑,后徙商丘。命飞龙效八风之音,作乐,作五音,以祭上帝。纳胜坟氏女娽,原注:“音禄。生老童,有才子八人,号八凯。
       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一岁。岁在鹑火而崩、葬东郡顿丘广阳里。”
       《御贤》完整而明白地将颛顼的生平作了记载,对他执政时的圣德作了评价,清楚地介绍了建都地和葬身地,他是五帝之一。
高灵观为何成了他的宫室的呢?
从《御贤》记载中我们已知,颛顼开始是一位在穷乡僻址的若水为诸侯,他的封地在梁州,经过多年的艰苦锻炼才成为一位有才有德的帝王。他当政后取得了“神民不杂,万物有序”的政绩。
当他登上帝位后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回到他的封地梁州西陵国,祭祀他的外祖母嫘祖 。他住在高灵观,到了嫘祖山为外祖母嫘祖修了三滴水的墓碑和嫘轩宫,设了先蚕坛。这一史实在赵蕤撰写的唐碑文中有载,三滴水墓碑,嫘轩宫、先蚕坛,金鸡镇上几代老人见过并向儿孙们作了介绍。
第二件事《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帝颛顼封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这就是说颛顼帝一上台,就将同自己同甘共苦的蜀人都封了侯。
从这两件事上来看都表现出颛顼是恩怨分明的性情中人,特别是对他的外祖母嫘祖的崇拜和感情之深。因他是五帝之一,故他住过的宫室“高灵观”有“金鼎”之誉。说也巧,该地方园十里的山形系三龙二凤捧金鼎,石门、石鼓、莲花墩都是朝圣的地貌和地名。至今还称前山沟下有“金鼎场”,南面坝中突兀一丘,人们称它为“金钱吊葫芦”的地名,其传说都与颛顼帝有关。
颛顼帝住在高灵观时,大力推崇外祖母发明栽桑养蚕治丝技术,使当地农桑得到了极大发展。他在该观设了祭祀嫘祖的殿,殿中用石头雕刻一颗“神茧”,供人祭拜。从此高灵观祭拜“神茧”人流如织。岁月沧桑,时代变迁,高灵观多次损毁重建,“神茧”失传。可喜的是,前几年民工修前寨时,掘出了一块硕大的椭圆茧状奇石,人们称“神茧”再现人间,是嫘祖保佑人们的吉兆,大家都将此“神茧”石,当成了一件镇观之宝。诗曰:
高阳封地展风流,金鼎神茧岁月稠,
西陵圣地朝嫘祖,颛顼瞩目古梁州。
 
石笋传说
石笋位于富驿镇永贤村。80年代,该地因有石笋而改名“石笋村”。
石笋高十多米,世世代代屹立在山间,它象一棵刚出土的巨竹笋,直插苍穹,充满蓬勃向上的生机。因它是由自然石头堆砌而成,从不风化倒塌,形似有生命力的竹笋,故人们称他为“石笋”。
相传,很久以前有位仙人,是道教祖师。他精通医术,常住在永贤村。白天为民治病,晚上就在石洞内炼丹,睡的是石床,坐的是石凳。身边带有龟、?摇鳖两徒弟。
有一天,祖师被玉皇大帝诏回天庭,褒奖他在人间立下的功德。两徒儿留守石洞看管祖师的“金凤宝匣”。匣内装有医书和各种修炼秘籍。徒儿见师傅久久未归,心生贪欲之心,欲盗金凤宝匣中的秘方。刚打开宝匣,祖师在天庭感应宝匣开启,拨开云头一看,只见两徒弟在争夺匣内秘籍。祖师拔出腰间宝剑,举臂一挥,砍下了一座山嘴,将宝匣和二徒儿压在了其中。师傅想暂时把他们困在山石下,让他们静心修炼,改过自新。谁知玉皇大帝急令他到别处去镇妖降魔。离开天庭没有时间回洞,在与妖魔斗法中被妖所困,一时回不了令。石洞由于没有祖师的神力拱护就垮塌了。两徒弟由于功力不够长期压在山下,功力大减后化为两块巨石,宝匣化为了石笋屹立在两石之间。
今祖师所住过洞的地方叫“祖师湾”,他用过的华盖变为了“五株柏树”。一棵象铁甲叫“罗汉柏”,二株树冠园叫“园朵柏”,三株象把伞叫“伞柏”,四株是扁的叫“扁柏”,五株象老人叫“老人柏”。现只有“罗汉柏”和“扁柏”尚存,其余早已砍伐。只有石笋还巍巍屹立,向世人诉说着这一传说故事。
 
革命志士侯伯英
侯伯英,原名侯登仁,化名侯玉州、朱建文。1907年1月出生于富驿王家坝,从小天资聪慧,1925年考入三台联立中学,1927年考入驻三台国民革命军作宣传员,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回盐亭发展地下组织,成立了盐亭特支。1930年6月,调入四川省委从事军运工作,后调广汉第28军,参与起义工作。起义成功后,10月26日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26军第一路,在向绵竹挺进中,遭敌合围,广汉起义失败。他又被省委派?摇到广安、永川、灌县等地检查军运工作,发动和组织国民党军兵变迎接红军入川。
1933年9月,军阀刘湘派出大批叛徒,特务对我地下党组织进行跟踪。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情况下,1934年10月省委决定调出侯伯英到邛崃地区作地下工作,任邛、大、蒲中心县委书记。1934年12月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经敌人多次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1935年1月20日夜被敌人秘密杀害于邛崃西汉坝。
 
明朝大将军王弼衣冠冢
王弼,明朝大将军。因作战有功,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定远侯,赐铁卷?摇,后裔迁入盐亭,授黾百户于富驿镇。清光绪十二年,在元宝山上,建其衣冠墓和石碑至今保存完好。
墓碑长联曰:
铜柱铭功,金陵佐命,源远流长,五百年来宗族盛;
       王关奏绩,铁卷扬辉,支分派衍,三千石后子孙多。
 
雄伟壮观净安寺
“净安寺”原名观音庙又名普陀岩,在富驿镇上场口右侧200米处的石墙山麓。由于它东临南部,南接西充,西下射洪,北通剑阁,交通发达,商贸繁荣,香火十分兴旺。
寺庙建有大雄宝殿、观音殿、药师殿、地藏殿、城隍殿、韦陀殿、天王殿等主要建筑。另有客堂、念佛堂、五观堂、僧人察房、办公室、阅览室、?摇轩廊、?摇楼、碑林、茶园、小卖部等附属建筑和设施,总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
远看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建筑群金碧辉煌,富丽雄伟。近看门窗雕花、殿柱滚龙抱柱。工艺精巧。座座佛像栩栩如生。
1993年,被县政府批准为对外开放的宗教活动之地。他是这方信教群众进行爱国爱教的教育场所,为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地方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人物小传
眼科医师马诚伟
马诚伟,盐亭富驿镇人,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副主任医师。绵阳市政协委员,四川省中西医眼科学会专业委员,绵阳市眼科学会会长,曾任绵阳市眼科医院院长。他从事眼科医疗事业30多年,做白内障手术2800多例,使广大患者重见了光明,其所著《陈氏驻景加减方在白内?摇手术后的应用研究》论文?摇等选入《疑难杂症治验》一书,获省级一等奖。
马诚伟除在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外,还十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多次支助家乡发展。特别是对嫘祖文化研究情有独憧,进行了大力支持。他对诗词也颇有研究,曾先后在多家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佳作。
您是第位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