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虫蛀、鼠咬、酸化、絮化等各种棘手问题，国图文献修复组的师傅们逐个击破、一一克服。

杜伟生正在修复古籍书叶，在40多年的修复工作中，他参与完成了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国宝级古籍文献。

国图文献修复组“师带徒”。 年轻的80后修复师在前辈的指导下，与他们一同进行“天禄琳琅”修复项目。

国图文献修复组工作人员正在使用纸浆补书机，自杜伟生等老一辈修复师将它引入国图，修复效率大大提高。

国图文献修复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纸张纤维测试”。先进的技术手段为修复工作保驾护航，力求最大限度还原古籍原貌，修旧如旧。

      截至目前，全国公共藏书单位的古籍修复师约700人，作为古籍修复最高殿堂的国家图书馆也只有19人。其中，6人拥有30年以上的从业经历，多位修复师均退休之后被返聘回来，目的是向年轻的修复师进一步传授技艺。

在经过拆分、清洗、修补、铺平、晾干等一系列的工序后，修复工作即将完成，工作人员正为修复完成的古籍制作精美函套。

      来自邯郸学院的李楠来国图“取经”，在老师的指导下，修复技艺日益精进。除了培养自己的古籍修复师，国家图书馆还肩负起对各省市藏书单位修复人才的培训工作。

      在我们的记忆中，有“书”的概念时，它就和纸密不可分。50年前如果有人说，未来书将不会印在纸上，恐怕大部分人都不会相信，而如今的我们却正经历着传统出版物和新媒体的交替。不管未来的图书会在哪里，纸质图书都会成为人类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宝贵财富。那些流传了千年的古籍中所涵盖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更是没法用金钱来估量。

      在国家图书馆南区的一个安静角落里有一间工作室，与其说它是工作室不如说是“手术室”，人们正在忙碌着。照明灯下，毛刷、糨糊、剪刀、棉纸在他们手中交替运用，而“手术台”上正在接受抢救的“病人”，正是一本本“病入膏肓”的古籍。

      杜伟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代表性传承人。从1974年被分配到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行业至今，杜伟生已经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古籍修复单位在香港和台湾就叫书籍医院，修复人员就称为书籍医生。杜伟生觉得，把古籍修复师作为一个古籍医生来看待，体现的是一种近乎神圣的理念。他每修复成功一本古籍时，真就像一位外科医生解决了病人的病痛一样，充满了成就感。

      古籍“患病”程度不一，有的书叶已面目全非、残破不堪，而虫蛀、鼠咬、酸化、絮化、霉变等问题实际上都是古籍修复师们终日需要面对的“常见病”，页页粘连在一起的“书砖”、酥脆如点心的“絮状物”都在这里奇迹般地“复活”并得以重见天日。和医生看病不同的是，修复古籍并非要把古籍修得焕然一新，而是力求恢复其原本样貌，修旧如旧。像有些古籍上下两角都被磨圆了，修复师们并不会将破损处补齐，圆角实际上是历史的烙印，修平它便失掉了古雅风韵。多年下来，他们奉行着整旧如旧、最少干预、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修复原则。在拆分、清洗、修补、喷水、捶平、晾干、装订……这一道道工序的周而复始中，杜伟生和其他的古籍修复师们过着他们平凡的每一天。

      杜伟生常常用“这一行越干胆越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自己修复古籍时的心情。他认为古籍是最脆弱的文物，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宁愿留给后人处理，也绝不能轻易动它。国家图书馆馆藏宏富，有着几辈子也修不完的古书，我们的工作就是抢救濒危古籍，在它们失去修复可能性之前，为其保命、续命。

      古时，“修书”是一个高度繁荣的行业。古时图书制作难度较大，所以修书人的社会地位也相当高。每一本书，在抄写和修复完之后，甚至会署上相关工作人员的名字。如今，从修复《赵城金藏》的张士达到修复敦煌遗书、西夏文献、《永乐大典》的杜伟生、张平等人，这些古籍修复师的名字却很少被人们记住。如今，全国公共藏书单位的古籍修复师约700名，顶级水平的国家图书馆也只有19名。面对传承问题，杜伟生这样的被返聘回来的老师傅们责任重大。杜伟生认为，传承实际上传递的是一种工作习惯，需在口传心授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达到效果。

      他们是修书匠，以一门古老手艺照亮古书的前程；他们是书郎中，用千百种妙方为古籍延续生命。有人发问，中国古籍浩如烟海、繁若星辰，修书之业何时是个尽头？更有人质疑，这是一件多么枯燥的工作，又有多少人能静得下心神、耐得住寂寞？

      忙碌的工作结束后，杜伟生走出工作室，抬起头，揉着酸胀的颈椎，想想“手术台”上的老伙计们，看着往来于图书馆的年轻人们，这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使命。